| 宝中退休老教师陈麟德先生致宝中的一封信
翔宇教育集团宝应中学校庆办公室
雍守炎先生转致
卢志文总校长
潘文新校长：
此次应邀去宝应参加陶金如先生逝世十周年追思活动，得以识荆，并有幸在潘校长陪同下，目睹翔宇教育集团宝应中学美仑美奂的校舍，聆听卢总校长介绍办学宗旨及措施，使四十多年前曾在宝应中学工作过的我欣慰不已。回首前尘，恍如隔世。我以在这样的学校工作过为一生中的闪光点，引以为荣，引以为傲。
我在宝应中学工作的那段时间，是在反右后，文革前，风雨交加，为人尚且不易，办教育举步维艰就可想而知了。在那样的背景、那样的环境下办学，实在难为了张汉文校长、邰让之主任、朱九成副主任；更怀念于十年前离世的陶金如先生、三年前作古的潘大白先生，他们与我过从甚密，爱我如弟，亦师亦友。我祖籍兴化，还想到在宝应中学工作过的“兴化三虎”——梅义和、张希曾、吉迎曦先生，虽然我曾以《春风桃李沐安宜》为题，分两次在《宝应日讯》2003年6月发表缅怀他们的文章，然意犹未尽。我垂垂老矣，常有采薪之忧，“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我拟在宝应中学建校八十周年庆典前，撰文怀念宝应中学的老领导、老前辈，他们的道德、文章足可为后世法，流风遗泽，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客岁我曾在北京《炎黄春秋》第9期发表《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一文，我以为，历史的道德力量千古不可磨灭，光前裕后的重担历史地落在翔宇宝中的领导和同仁的肩上。是否有当，务希裁夺并望赐示！
两年前，我因拆迁，移居徐州，依附儿女，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见下，谢谢！
专此奉达，并颂 ！
时绥
原宝应县中学历史教师
兴化市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
陈麟德再拜
2007/11/26
作者简介
陈麟德：1936年生，1 959年扬州师院历史系毕业，江苏兴化市教师进修学校首批高级讲师。曾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宗臣和他的<报刘一文书>》（扬州师院学报》）后编入中央电大《中国古代文学学习指导（下)》作为全国电大学生参考论文，《试论古代史籍中评赞和序言的作用》(《汉中师院学报》)获江苏省1989年优秀历史论文特等奖。1988—1997年在《江海学刊》多次发表学术短札，名列全国“活跃作者”第12。近年来致力于晚明史研究，《李清<三垣笔记>及其引诗选释》在《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后，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可作千秋信史传一一李清<三垣笔记>、<南渡录>品评》（《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试论明季吏治之腐败》（《中国文化研究》）、《<桃花扇>与兴化》(《文史知识》)、《艳说<桃花扇>底梦 心香一瓣礼东塘一一孔尚任兴化撰<桃花扇>考辨》(《东南
文化》)、《蒲松龄入宝应孙蕙幕始末》(《安徽工大学报（社科版）》、《<锄禾>诗作者证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光绪帝之死探秘》(《社会科学战线》)、《“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一一小议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社会科学战线》)、《杨慎和他的<廿一史弹词‘临江仙>》(《文史杂志》)、《<祷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证言》(《扬州史志》)等文皆成一家之言。在《文汇读书周报》、《新民晚报•夜光杯》等发表随笔数篇，在《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四川日报》、《中国监察》、《廉政》、《群众》、《浪淘沙》等党报党刊发表杂文多篇。1999年秋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专著《幽寒集》。曾连获泰州市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发表论文：
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放翁此诗三四句，用欲擒故纵法，点明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允的，它有不可估量的道德力量。从正面来说，有强大的感召力。史可法慕文天祥之为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誓死抗清。而史可法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三百六十多年以来，又不知激励了多少后人。在扬州城外梅花岭，有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就很能激发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以历史人物为楷模，以天下为己任，走上救国救民道路者史不绝书。可见，历史感召力是如何震撼人心。若从反面来说，则有无穷的震慑力，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连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均概莫能外。唐太宗深恐魏征把他与亡国之君隋炀帝联在一起。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一》中也记载赵匡胤畏惧史官。权臣显宦亦畏史官，汉末司徒王允杀蔡邕，即为例证。史笔千钧，岂可等闲视之。所以唐代刘知几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史识”。清代学者章学诚于史家“三长”外，又补充“史德”一条。这就是说，才能(素质)。学问(功底)、见识(修养)、品德(心术)并重，缺一不可。那么。什么是史家守正不阿的品德呢?那就是善恶必书。然除司马迁外，孔子而后的封建史家，鲜有秉笔直书者。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叙事极简，字寓褒贬。如“郑伯克段于鄢”，《东莱博议》中评议说：郑伯讨伐亲弟段，为什么不说克弟于鄢呢?这是因为“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冰霜一语，斧钺千秋的“春秋笔法”，可以说既有感召力，又有震慑力。“春秋笔法”就成了史家的传统笔法，中国历史著作的滥觞，“春秋笔法”也一直被沿用。其精髓有二：一是真实，二是简练。执著的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性命，传为美谈，代不乏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孔子一面为《春秋》立褒贬大法，一面又宣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就不能不视为“春秋笔法”之微瑕。
偏偏就有一位离经叛道的太史公司马迁，抑扬去取，自成一家。要在史学上有独特的创见和迥异的风格，必然要放言无惮，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当然就“是非颇谬于圣人”。他连汉朝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前代皇帝景帝刘启和当今皇帝武帝刘彻均敢于揭露其丑恶行径。司马迁是悲剧人物，他的笔下也不乏悲剧人物，可以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太史公能把自己的坎坷遭遇与历史人物的不幸结局结合起来。他读屈、贾赋，则悲其志，得其情，论者谓《屈贾列传》“以抑郁难遇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史记评议》)。这样字字皆血，句句有泪的文字，物我难分，能不感人！卓哉史圣，不特为灵均、长沙之知音，抑亦屈、贾文章之知己也。
私人修史盛于明，衰于清。明末清初，有人因修史而罹文字狱祸，即使侥幸未罹难者，其所著之史亦不能刊行问世。扬州兴化明季史学硕儒李清，曾任崇祯朝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弘光朝大理寺左寺丞。明社屋后，“归隐邑之枣园，四十年不窥户”(《咸丰兴化志本传》)。键户著书，写成明季著名史料专著——《三垣笔记》及《南渡录》。《三垣笔记》记载从崇祯十年至弘光元年作者任刑、吏、工给事中时朝章典故和大臣言行，无偏颇之言，存真实史料。《南渡录》为作者任弘光朝大理寺左寺丞时所辑录之诏谕章奏及朝臣言行，反映了弘光朝君臣从崇祯十七年四月至弘光元年五月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私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记》、《录》均可匡《明史》之谬，补《明史》之缺。《清史稿•李清传》载：“编次《南渡录》等书；藏于家。”可见，成书后即遭禁锢，更未能付梓，仅有少数抄本流传。故乾隆修四库，首禁李清著书。后因清人人主中原已成定局，《明史》刊行问世时，将《南渡录》书名列《艺文志》，属杂史类。
记历史事件，应用直笔，忌用曲笔。曲笔非但不成其为良史，，而且所书之史亦不成其为信史。是是非非，方为信史。倘无直笔之史，后人则承其谬谈。史笔之直、曲，决定了历史的真伪。
中华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一部二十五史，是中华民族据以知兴衰得失、子孙繁衍不息、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发轫史。然而清代写过《廿二史劄记》的著名史家赵翼告诫我们：“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后园居诗》)。此语虽言过其实，亦并非无稽之谈。
中国传统的惯例是新朝为旧朝修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的交接，无不扬新朝而抑旧朝，灭其国必先去其史，难免没有曲笔，难得求真存实。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南明弘光等政权尚与之相抗，就迫不及待地诏修《明史》，以示君临天下，而南明诸政权即为附赘悬疣矣。对于人关前爱新觉罗先世受明册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与不承认南明诸政权，不为南明诸帝立纪，均为难言之隐，讳莫如深。弘光帝列传附于福王常洵之后，只写二百字，大量史实均不作记载。对于敌国之君的弘光帝，大泼污秽，竭尽诋毁，并借此宣扬“我大清兵”的赫赫武功。《明史》涉及反清言行一概讳而不载。南明弘光朝以左懋第为使往北京与清廷交涉，《左懋第传》闪烁其词，以清廷为正统而蔑视南明，对左一行如何不辱使命，保持民族气节直至壮烈殉国皆避而不谈，岂但《左懋第传》，《史可法传》、《袁继咸传》等何尝不是如此。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战”更不会载人正史，《明史》是不录清军暴行的。
纪传体史书的中心是人物传记，论人立传，必须直笔，切忌讳言，多所溢美或曲笔诬罔，均失之偏颇，不能修出信史。《二十五史》中的人物传记，林林总总，浩如烟海，而列后的评赞却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如果说传文是在纪史，那么评赞就是在评史，评骘人物。如“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等等，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纵观“前四史”而下，史传评赞的作用主要为：1、总结经验，借以发挥政治见解；2、权衡功过，给人物以恰当评价；3、彰善瘴恶，宣扬社会道德；4、纠冤辨诬，发抒对世事的感慨；5。、因人评事，就事论人，法善戒不善；6、怀念先贤，寄托敬意，发抒自身的感慨。如《史记•项羽本纪传赞》、《史记•李将军列传评赞》均写得很出色。不仅正史人物传记后评赞百读不厌，即野史中对人、对事的评论亦不乏真知灼见。如明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不仁而有功”，虽“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然凿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来往不绝”(杜佑《通典》)，“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于慎行之论，洵为卓见也。
史乘包括正史、野史笔记和地方志。正史为官修，取材大都来自国家档案，亦酌取私修材料。观点平稳、严肃，一本正经，语言凝重、严谨，极有分寸，处处体现官方对事件与人物的看法及评价，有老成持重之态，无标新立异之见。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述诸葛亮“有逸之才，英霸之姿”，还专门给晋武帝司马炎进《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表》，陈寿父曾因故为诸葛亮处髡刑。臧否人物，不计个人恩怨，十分难能可贵，恐非溢美，当较可信。而《宋史》中对岳飞之死的记载则系泛泛而谈，官样文章，无鞭辟入里之见，未能深中肯綮。《岳飞传》载：“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秦桧传》亦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皆未道出个中真谛。迄至明代文征明《满江红•题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问世后，如石破天惊，“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揭露宋高宗不顾国恨家仇，贪恋帝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岳飞被害，咎在高宗，只不过假手秦桧而已。寥寥数语，一扫笼罩历史数百年之尘霾，道出岳飞之死的真相。尔后，清代郑板桥又步文征明之后尘，写出《绍兴》一诗：“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与“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有异曲同工之妙。文、郑春秋之笔，诛心之沦，虽出自诗、词，然证之以史事，确系不易之论!高宗力阻二帝南返，有史为证：l、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是跟徽宗北狩之小臣，后携徽宗手书自问道遁归康王(即高宗)，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奉徽宗由海道归。然而．康王却通过执政“出勋于外”九年不迁其官。2、太学生陈东于两宋之交屡次上书论时政，曾风光一时。最后竟上疏请高宗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结果，终因此次上疏而被斩首。
纳入正史的材料，极其审慎，宁缺勿滥。北宋著名倒人柳永，一生放荡不羁，偏离传统观念，以致沉沦下僚，连在《宋史》上立传的资格都没有。小说家施耐庵、蒲松龄生平事迹就更不可能载入正史。唯其如此，自然而然就要借助于私人编修的野史和笔记了。《明史》不载左懋第使清的全部经过，李清的《三垣笔记》、《南渡录》对左一行抗节不屈却写得气壮山河，惊天地而泣鬼神。由此可见，笔记专著里不无信史材料。野史笔记虽也免不了缘饰，甚至有讹传，挟恩怨。但尽管如此，野史笔记中确实包含着翔实可靠的史料，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在反映历史的真相上，有时比承袭官方材料的正史或官样文章真实、生动和具体。所以野史笔记常得史官之青睐，有些学术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却在野史笔记中偶然得之。如《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究系何人捉刀，历来聚讼纷纭，各执一词。而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却言及此事：“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维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按彭士望《耻躬堂诗钞》卷十三《岁暮书怀第六首》，答书实系彭士望和欧阳斌元的好友王纲所作。“昔交王与欧，老死并无后。欧早负盛名，经术无不有。王为史相客，国书出其手。”彭士望《书欧阳子十交赞后》也记了王纲的活动，先是“纲从史公招徕高杰、复摄政国书俱出纲手”。除正、野史外，可从方志中得到许多从正史中无法得知的历史实际情况。如蒲松龄入江苏宝应知县孙蕙幕始末，孔尚任治水馆江苏兴化撰《桃花扇》二稿，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县官任上写成《牡丹亭》，均为正史所不录，而《宝应县志》、《兴化县志》、《遂昌县志》则详记之。北宋词人柳永事迹，散见于《镇江府志》、．《扬州府志》、《崇安县志》、《丹徒县志》和《隆庆真州志》中。《兴化县志续志》还为施耐庵立传，并载有《施耐庵墓记》、《施耐庵墓志》等仅见资料，为学术界所瞩目。方志还可为正史补缺匡谬，如《明史•列女传》载：宝应一位女子嫁给戚家，“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其夫暴殁之原因似未说清，后阅《宝应县志》，方知新郎夜阑送客落水死，非“暴殁”。方志亦可印证野史中所作记载，如按俞曲园及彭士望所述，答书出于王纲之手。同治九年《续修江西乐平县志》有《王纲传》，记《答书》出于王手。邹儒《志补》(乾隆《江西乐平志补》)云：“王纲有经济才，学极淹贯。为文博大宏远，诗有盛唐风味。甲申之变，弘光建国南京，阁部史可法闻其名，走书聘至幕内，参预机务。顺治元年，豫王督师南下，致书可法。可法命幕下诸名士各属答草。纲草先就，诸名士见之，皆曰：‘无逾于公者’，因尽焚去。相传《答豫王书》乃纲笔也。”清代章学诚认为：方志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章氏遗书•方志立三书议》)，确系信评!
历史除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外，还具有无穷无尽的道德力量，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圭臬，道德的天平，立身处世的杠杆，为国为民的动力，明荣知耻的教科书。即以一肩明月、两袖清风的清官而言，他们为什么能出淤泥而不染呢?主要由于道德观念的支配，无怪乎郑板桥作宰山东范县、潍县三年，最终只得三头毛驴，驮着铺盖卷儿、书、乐器；罢官回乡仍心安理得。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可法善戒不善。野史称秦桧后裔秦涧泉，拜岳庙，祭岳坟后，油然而生感叹说：“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历史是无情的，中国书法字体历代均以书法创始人姓名命名，如称颜真卿之书法为“颜体”，柳公权之书法为“柳体”，唯有宋体字却以朝代命名。宋体字的创始人是南宋秦桧，状元出身，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在书法上造诣很深。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宋体字。后世以其为人卑污而不称秦体。历史是公允的，不以爱憎匿善恶。岳飞后代岳钟琪，是清代雍正朝川陕总督，官封宁远大将军。雍正六年，曾静派学生张熙人陕，劝岳反清，被岳告发下狱。岳亲手炮制了一时震动全国、株连千百人的“曾静狱案”。这个岳家后裔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当年秦桧陷害他的远祖岳飞的翻版。而秦桧的曾孙秦巨，却是南宋抗金战争中的一位英雄。他为国尽忠的言行，八百多年后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可见，功罪有时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近年来有人著文诋毁保卫扬州以身殉国的史可法，不顾扬州百万生灵，难免沽名钓誉之嫌。甚至连写过“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之楹联赞颂史可法的郭沫若，也遭到嘲弄。更有人称“扬州八怪浅薄”，否定郑板桥诗、书、画三绝等等，皆为失之偏颇的曲笔。良史诛意，是是非非。褒贬不当，必为议者所病而被视为秽诬。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青蝇点素，枉费心机。明荣知耻，以德治国，不可不以史为鉴。
蒲松龄入宝应孙蕙幕之始末
摘要：蒲松龄于1670年9月应聘至宝应县，协助县令孙蕙处理政务，但乐趣并不在幕宾，而在创作《聊斋》。他以史为依据，以民间奇闻异事为蓝本，旁征博采。《聊斋》中不少故事带有宝应社会的痕迹。
在继电视剧《聊斋》和《蒲松龄》后，《聊斋先生》又频频出现荧幕之际，不妨简介蒲松龄入宝应孙蕙幕始末，聊博一粲，以飨读者。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早慧，少有轶才，自幼热衷科名．年未及弱冠，接连于县、府、道考试中夺魁．名振一时。工诗，善属文，为一代文宗施闰章(愚山)、王士祯(渔洋)所推重。然屡试不第，困于场屋达五十余年．过着“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的清苦生活。他曾撰联自勉、自励：“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下越甲可吞吴”。迫于家贫，31岁时，即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秋九月，应聘至宝应入同邑知交孙蕙幕。孙字树百，少时．以文章气节显，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进士，康熙八年已酉任宝应县令，工于文，尤喜作诗，格调消丽，王士桢盛赞其五七言诗虽古作者无以加。孙素仰慕蒲之为人及才华，聘蒲来宝，颇被礼遇．宴饮时常作座上宾。蒲协助孙处理政务，捉刀文牍。公余之暇，与宿儒硕彦、5 9岁由会元中状元的王式丹及其仲兄式旦、著有《诗裁》、《诗格》的举人成康保、家贫喜为诗的岁贡生陈冰壑(陈钰)时有酬唱过从。康熙七、八、九年，宝应频年水灾，民不聊生。柳泉关心民瘼，痫瘰在抱，位卑忧国，壮志难酬．曾撰联明志：“为诸生时，即思立名当世，谁意一生而集万苦，可惜肺腑空存，销尽雄心悲白发；读循吏传，深恨不见古人，试看隔年而告三灾。不知龚黄再起，用何长策计安全”。在宝七阅月(九月至次三月)，柳泉佐孙实施不少爱民惠政。其一，鉴于宝应地势低洼．运河大堤时常溃决．泛滥成灾，饿殍枕藉，加之繁重的疏河修理之役，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百姓嚼芦根充饥以疏河。蒲说孙解民倒悬．并为其出谋划策。巧用户部文告，据理力争，摆脱河道御史催工威逼，开仓救荒，赈济灾民。其二，劝输救灾．动员殷实富户解囊，捐衣捐物，柳泉等为孙蕙作《劝输文》：“连期饿鬼僵尸，踵踵相接，诚耳目所不忍闻睹也。今奄奄垂毙者遮道啼号，良可浩叹，值千古未有之奇荒……捐施百千。固属大德，即升斗亦是菩提……”其三，减轻徭役，请求州、府拨款修补驿站，并拟文哀请道：“里甲之役敝也，河道之雍塞而驿递之繁难也，又兼以数年之前已竭之民力，值千古未有之奇荒，真如千百万片之破甑……”其四，关心人民疾苦．反对暴政鱼肉人民。宝应城西有塘，盛产鲈鱼．品味甚美，往来官吏需索无厌，已成民累。柳泉乃说孙蕙辟为“放生池”，池成立碑禁捕。蒲代孙撰《放生池碑记》：“余莅宝伊始．舟过黾南，见有塘一区，涵空射日，询之吏人，曰：“此官塘也，创于明季，计地二十余亩，民间网置禁勿入，惟官之储，供应备宴享用、馈遗。岁凡再取，取则渔人辍本业。船舟集网．以待官携壶浆，于以悦耳目、快口腹嫣。噫，过矣！用民力而穷已欲，所需几何，暴杀物命，乃尔长民者顾如是耶?或者曰：仁民而能爱物，仁民要矣。抑思爱者仁之始，仁者爱之推。夫当任已欲，欲生贪，贪生杀。以是而司牧于上。举凡钱谷之输．将庸讵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凡刑名之出入，庸讵有得民情而爱众矜者乎?凡工役之兴，庸讵有惜民力而有轸恤者乎?……”反暴爱民之情．溢予躁楮。除碑记外，柳泉又吟《放生池成喜赋》：“纲钓分明记圣人，漫贪口腹又何因。易牙曾许齐君王，避蚁还称宋帝仁。未必大江苏涸鲋，且教方沼畜修鳞。而今贤令怀诸暨，入梦维鱼竟若神”。柳泉在《鹤轩笔札》中多次写到宝应为“弹丸蕞尔之邑”，然官场腐朽、官吏横征暴敛却尤甚。邻邑淮安知县王克己仗县大势众，处处寻衅胁迫。康熙九年十一月初，自称淮安王克己家丁数人至宝应境酗酒无赖，殴打征粮差役，且阻粮入仓，意欲掠夺。孙、蒲将其缉拿，施以薄惩。竟乃怙恶不悛，于衙门中勾结群凶打出而入者再三。孙、蒲以其目无王法，直同叛逆．乃将暴徒监禁候审，并致函王令通报案情。柳泉在宝应幕中目睹迎送钦差大臣人民所受苦况，官吏如狼似虎，鱼肉乡民，愤而作《大人行》。揭露达官贵人的丑恶行径：“金貂学士来帝傍，鸣镇皇聒高盖张……尘昏暗天白日黄，庐儿狰狞噪官堂。前驱跋扈尤猖獗，圉卒毒掠肢残伤……大令抽息仰颜色，剜肉抑息买容光。农人榜人废生业，上下骇窜真仓皇!……游人闻此心恻怆，井绳何短汲何长：既责清介望循良，卖儿贴女安足偿!”柳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其悲天悯人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在宝应还写过一首《挽船行》：“萧鼓楼船帆十幅，百夫牵挽过茅屋。屋中男妇饥不餐，船上猎鹰饱食肉。屋中男妇少完衣，船上健儿践绮谷。但闻船上萧鼓声，莫听屋中男妇哭。”此诗可与杜陵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媲美！
孙蕙宰宝应，特别是柳泉入幕后的半年中，多行德政，然孙蕙曾信奸吏董祥之言，草菅人命，枉杀射阳湖镇无辜46人，对此覆盆奇冤，在继孙蕙任宝应县令的吴江名士叶燮诗中作了无情揭露：“湖天湛然清，盛夏飞严霜。霜严结阴惨，白日沉荒凉。厉鬼啾啾鸣，行路闻心伤。冤魂尔何为，毅魄非国殇。生为蛊蛊氓，安分柔且良。真盗未伏辜，渔人罹祸殃。杀人不抵死，袖手反代偿。有耳非不闻，有眼讵失芒。一人爱功名，片语进斧戕。邀矣三宥仁，孰察五过章。一朝四百指，骈首堆荒冈。湖水自终古，流恨徒汤汤。寄语司牧者，杀人宜慎详”。叶诗卒章盟志，旨在“告诫司牧者切勿草菅人命。”沈德僭在《清诗别裁集》中评此事曰：“杀四十(六)人，以全一人官爵，古酷吏中有此毒鸷乎?"此案柳泉是否与闻，存疑。
孙蕙在宝虽循卓有声，改革弊政，然亦蓄妓养优，不乏声色之娱。柳泉在《戏题孙树百三首》中写道：“芳草青青院柳长，一庭春色近东墙．娇鬟不解春风恨，笑折花枝戏玉郎。琅琊酒色郁金香，丽曲娇歌绕画梁，五斗淋沥公子醉，雏姬扶上合欢床。漏板依稀夜三更，檀郎何处醉瑶笙，清波露湿慵无力，斜倚危栏看月明。”又有《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云：“丽人声价重红楼，日月弦歌近五侯。莫把银槽弹夜月，恐将春恨恼江州。小语娇憨眼尾都，施裳婀娜绾明珠。樽前低唱凉州曲，笑把金钗敲玉壶”。另外《孙蕙寿曰观梨园歌舞》等反映了县衙生活的奢侈。孙蕙虽纵情洒色。并未影响其擢升，仍然官运亨通。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州兼宝应知县，二十八日到任，柳泉同往，在高邮署中蒲似遇极不如意事，所作五古《秦邮官署》、七律《堤上作》、《漫兴》，《感愤诗》等，词意消沉，一若“秋霜在心”。原因何在，殊难臆断。从《漫兴》一首可以看出，柳泉不再恋栈，决意求去。诗云：“芳草青青客未归，烟波无尽夕阳微。渔舟问傍蓼滩系，燕子斜依藕叶飞。湖海气豪常忤世，黄昏梦醒自知非。年年踪迹如萍梗，回首相看心事迷”。柳泉对“无端而代人歌哭”’的文牍生涯，极为不满。再加上“湖海气豪常忤世"，性格孤介峭直，不能与时俯仰，厌倦并鄙薄官场生活，于同年秋却聘归里，游幕自此结束。而孙蕙却扶摇直上，康熙十一年任江南乡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年(1681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官至给事中。著有《笠山诗选》五卷、《历代循良录》一卷、《安宜治略》等，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年)三月六日卒，《清史列传》有传。
蒲松龄在宝应，乐趣并不在幕宾工作，而在于创作《聊斋》，这就象同时代的文学家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来淮扬治水一年，乐趣并不在治水工作，而在于创作《桃花扇》。蒲松龄在宝应游幕的一年，正是《聊斋》收集、整理资料关键的一年，而孔尚任在淮扬治水的一年，也正是《桃花扇》收集、整理资料关键的一年。二者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柳泉在宝应，经常出没于泰山庙、孔庙、八宝亭等名胜及古镇天平、射阳湖等处，走访、交谈、查实、笔录，对《聊斋》的创作产生过不少影响，因此，《聊斋》中不少故事依稀带有宝应社会的痕迹，试举一二例以证之。
一、《聊斋•聂小倩》：“聂小情谓宁采臣曰：‘妾堕玄海，求岸不得。郎君义气于云，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之朽骨，归葬安宅，不只再造’。宁毅然诺之，因问葬处。倩曰：但记白杨之上，有鸟巢者是也’……明日，宁采臣按记找到地点，果掘得女骨。”其素才源于《宝应县志•列女志》：“万历时，文文肃震盂宿县城邮署，梦一女子告以城东北隅有碑及诗，文肃询诸刘练江(字永澄)，永澄曰：‘此必戚家妇也！于城东水际，掘土果得碑，遂建祠。”而“戚家妇”并非梦幻，确有其人，其记载见《明史卷三百二•列传第二百九十•列女传二•戚家妇》：“戚家妇者，宝应人，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外汪中死，后人名其死所为戚家汪云”。
二、《聊斋•阿霞》；“阿霞对景星曰：‘负夫人胜于负我!结发者如是，而况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从。今以弃妻故，冥中削尔禄秩，今科亚魁王昌，即替汝名者也
……景俯首贴耳，只不能道一词。视女子，策蹇去如飞，怅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亚魁果王氏昌名……”，其素材源于《宝应县志》：“康熙癸未，江南二士子赴都会试，解元某负才傲物，欺凌同辈每曰：‘今岁状元舍我而准?’同辈不堪其侮。既至京师，试期且近。同舍生夜梦文昌帝君升殿，传某唱名，果状元也。生意窃不平。未几，有女子披发呼冤曰：‘某行止有亏，不可魁多士，须另换一人。’帝君有难色，顾朱衣神问之，朱衣神曰：‘万历间亦有此事，以下科状元移至上科，其人早中三年，减寿六岁。此例今可照也。’遂委唱名，状元为王式丹。晨起，某大言如常．同舍出告之以梦，某大惊失色曰：‘此冤孽难逃’。非但不思作状元，且不复应试矣，束装亟归。半途而卒。是科状元果是宝应王式丹”。王式丹确为康熙四十二年(1702年)状元，《清史列传》及府、县史乘皆有传。
可见，蒲松龄《聊斋》之所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盖因其以史为依据，以民间奇闻异事为蓝本，旁搜博采，敷衍成篇，以优美的语育，离奇的情节，鲜明的个性和虚实结合的方法来揭露黑暗，批判科举，歌颂爱情，柳泉寄情于花妖狐魅，成此“孤愤之书”，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而显然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现?”。说到底，“宗教世界只是观实世界的反射’’。以此鞭挞扬弃假、恶、丑，发扬光大真、善、美，柳泉笔下鬼的形象，其实是美的化身而已。
蒲松龄入宝应孙蕙幕，时间虽不足一年．，然而在宝应却脍炙人口，不胫而走，传为佳话，视为美谈，其流风余韵，沾丐后人。笔者曾在宝应工作十年，目睹“蒲松龄办公旧址”赫然尚在，足资佐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