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邰让之先生
朱庆裴

　　邰让之先生的祖籍是江苏溧水，他的曾祖父邰长浚于清光绪初年任宝应县教谕，执掌地方“杏坛”，政绩卓异,著有《绾红轩词钞》，后寓居宝应。其后数世也多从事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所以，邰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教育世家”。邰氏与我朱氏祖上即为世交，且数度联姻，论辈份，邰先生是我的表兄长，但我与邰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主要是师生之情，我一直执弟子之礼，桃李之仪。邰先生是我最敬爱的老师之一。
　　邰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学术渊博的优秀中学老师。记得初三的时候，他曾教过我们《世界古代史》，由于他学养深厚，备课充分，掌握的课外资料翔实丰富，口才也很好，加之讲起课来旁征博引，他教的世界史课颇具魅力。从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讲到古罗马帝国的兴衰，直至14－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从古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讲到印度的大佛塔“窣睹波”、泰姬陵，从公元前9－8世纪古希腊伟大诗篇《荷马史诗》讲到8世纪开始流传于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讲课间隙不时习惯性推一推架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镜，黑板上留下了一道道令我赞赏的遒劲的板书。时光虽已过去了50多年，但此景此情至今仍记忆忧新，历历在目。
　　同时邰先生也是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文革结束不久，邰先生曾被遴聘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写。众所周知，编纂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的大型工具书，确是我国辞书出版界一项很庞大的系统工程，也是我国汉语言学领域内一项基础建设，要求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分工协作，统一规划，群策群力。据我所知，邰先生在接受此项任务后，从熟悉和掌握辞典的体例规范、撰写格式到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从科学地确立辞目到确切地撰文释义，颇费了一番心力。为此也曾托我在京选购一些必要的工具书，以备手头应用。因我也曾应出版社之约编写过一些专业辞书和《大百科全书》，虽然编写的辞书性质各异，但也有可资借鉴的“共通”之处，故常与邰先生来往通信，交流心得，切磋砥砺，亦曾代为在北京图书馆查询过一些文献。邰先生心无旁骛，孜孜矻矻，足足花了2－3年时间，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所承担的任务。
　　八十年代中期，家乡宝应为保存地方文献史料，弘扬乡土传统文化，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组织编纂了《宝应历代县志类编》。邰先生担任编纂委员会委员，并负责审校工作。从1538年明代嘉靖年间始建《嘉靖志》到1932年《民国志》续修问世，其间数百年曾数度组织修志。最后一次的《民国志》由探花冯煦领衔担任“总纂”，并先后由我的族伯祖朱学程和族叔曾祖朱苌生任“协纂”总其事，负责具体编纂事宜。应该说他们都是当时的博学鸿儒，饱学之士，有闻于世。尽管如此，但邰先生曾和我谈及，在审校过程中，仍发现《民国志》里，无论在人物传略、著述，还是地方的遗闻轶事等志目中，都有疏漏之处。邰先生“堵漏补疏”，“不囿陈说”，一一作了校订和必要的补充，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其尊重前贤而又不一味盲从的严谨学风，另一方面也足见其深厚的文史功力。
　　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中期，邰先生恢复宝中教导主任工作，为调研首都教改情况和学习一些名校教学经验，曾专程来京出差。邰先生为节约学校开支，此行既未住宾馆，也未住招待所。当时适值范承祚学长在驻阿使馆任内回国述职和探亲休假，便由承祚学长和我两人共同接待，在我舍间下榻。出差期间，邰先生因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摧残，身体远不如前，每餐只能进食松软易消化食物，且进食量很少，但精神状态极佳，总想在京多走多看。承祚学长为此在日程上作了周密安排，生活上虽无微不至百般照料，但还是放心不下，甚至陪同走访一些单位，尊师爱师之情，令人十分感动。
　　在京宝中校友，欣悉邰先生来京的消息后，纷纷传讯相告，或事先相约结伴来访，或不顾家住远郊专程前来看望，一时间舍间宾客盈门，门庭若市，本不很宽敞的住所，顿时更显拥挤。历经10年文革沧桑，师生重逢，畅叙别情，嘘寒问暖，互道珍重，满室春辉，暖意融融。正是由于邰先生平日对学生的至诚至爱和悉心教诲，才赢得学生们如此爱戴和尊敬。
　　今年是邰让之先生90诞辰。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用大半生心血培育和浇灌的园地——我的母校宝应中学，必将会繁花似锦，硕果满园。
　　今日回顾老师，高山景行！

　　【作者简介】 朱庆裴先生，宝应中学54届校友，57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微生物专业，62年毕业后分配至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先担任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中国微生物学会顾问、《食品与发酵工业》刊物主编及工业微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