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在母校的二、三事
杨蔚凌

　　悠悠运河水，绵绵母校情。今年的10月18日是我的母校——宝应中学八秩华诞校庆的大喜日子。触景生情，心中甚感愉悦、欣慰。对于我来讲，在母校读书的日子（1963年-1966年，而取到高中毕业证书则到了1968年的9月），已是40年前的经历了。弹指一挥间，但就这往昔短暂的几年校园生活，今天回忆起来，仍是那么亲切、清晰、历历在目，仿佛昨日。
　　记得40 年前的宝应中学的门面坐东朝西，呈微“八”字型，中间是两扇不大的向内开启的透空铁大门。大门前面还有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印象中有一只还是跛足的呢！大门的两侧各有一侧门，左侧是传达室（传达兼保卫的仍是丛爹爹、丛奶奶这两位带浓浓地方口音的老夫妇），过传达室、总务处向东隔条小径就是电工室、会计室、医务室、广播室了。大门的右侧是储藏室，其南边就是一片长得好高的郁郁葱葱的竹林子（当时的我曾用小刀在粗硕的竹身上刻下自己的姓名，还“到此一游”呢）。沿竹林——砖铺的小径沿着“之”字型小道折向东北方向攀高而上，就到了母校当时最高建筑物——翦淞亭了，站在亭子上则就一览全校的风貌（当时的母校还没有一间楼房，全是清一式带避雨走廊的平方）。翦淞亭的下面还有一溜排的黑板报廊，那可是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我们踊跃投稿，力争见报的好地方呢！
　　母校的东南方向还有一间内部呈梯田状的大教室，名曰“阶梯教室”。这是我们高中两个班上外语课的地方（当时全校的高中部总共才6个班，初中部才12个班）。我记得当时的英语老师是治学严谨、外冷内热的孙秀琳先生。刚上高一时，同班有一女同学叫杨维明，上英语课时，孙老师提问时叫到我，她会站起来，叫到她时，我又会站起来。当时甚感尴尬不安，今天想起来，还哑然失策呢！
　　曾记得在母校除了认真、紧张的学习生活外，当时母校的文体活动也十分活跃。上高二时，学校里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在青年节前夕，由我班主办了话报剧叫《大烧赵家楼》，演出甚为成功，还参加了县里会演呢。剧中我扮演了一味宣传“只有读书、方可救国”的反动文人胡适，舞台上的我当时腋下夹着许多大部头的评书，摇头晃脑地满口之乎者也，当演到在一大群爱国学生、青年的声讨声中，弃履丢书、狼狈不堪时。迄今还忍俊不禁呢！
　　还有一事则是我上高一时，母校举办运动会。当时自不量力的我，报名参加了5000米长跑。比赛前为了防止眼镜下滑，我还特地用松紧带将眼镜爪子固定好。因毕竟初次涉及田径，且是体力消耗甚大的长距离运动。当参加此项运动的运动员们均已陆续冲线抵达终点时，而我还有近两圈才能跑完，此时已显得筋疲力尽，但当我跑过主席台时，刘秩群校长用喇叭大声鼓励我：“最后的一名运动员努力、加油！让我们大家为他鼓掌！”结果在刘校长的勉励声中和校友们的鼓掌声中，我没有中途退场，终于坚持跑完全程，拿了个倒数第一名，当时还受到大会的表扬呢！
　　40年前的母校无论从师资、设备、教学质量、环境各方面在当时全县来讲还是首屈一指的。众多的杰出教师中，潘大白、华雨九两位语文老师其文采满腹、才华横溢均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数年的校园生活，我们师生之间由远而近，由近而亲，由亲而敬。直到我高中毕业时，两位老师分别挥毫为我留下墨宝。潘大白先生写的是《七律•长征》；华雨九先生写的是《七律•答友人》。前者遒劲豪放、自成一体；后者则是飘逸俊秀淋漓不羁。虽两位先生驾鹤西去，但先生们的两幅佳作被我精心呵护，收藏迄今完好。见物思情，两位先生，我会永远想着、记住您们的！……
　　母校经历过80年的风风雨雨、沧桑坎坷，直到今天，殊为不易。经过办学体制、模式的改革，特别是加盟翔宇教育集团后，更是锦上添花，辉煌再铸。生斯长斯，吾爱母校，母校是培养我的热土，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份眷恋之情——母校情结将永远不会改变！衷心地祝愿母校的莘莘学子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愿母校的未来蒸蒸日上，更加昌盛繁荣！预祝母校八秩校庆盛典成功！

　【作者简介】 杨蔚凌先生，6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城镇红旗五金厂、华森公司等单位供职，200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