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师长，永久的记忆
一一纪念邰让之先生90诞辰
吴振明    

　　1975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从外地回乡探亲，走在南城根路上，忽见马路对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邰老师!”我喊了一声，他停下脚步。我走过去报上自己的名字，他认出了我，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露出惊喜的目光，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还记得我。”他的声音低沉而且沙哑。我问他一向可好，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造反派说我是历史反革命，要批斗我，我想不通，喝浓硫酸自杀，后被发现，经过抢救，保住了命，却烧坏了喉咙。”当时“文革”还在继续，“自杀未遂”被认为是件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会被扣上“畏罪自杀、抗拒运动”的帽子。而我和他己暌违数载，如今一见面，他便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足见他的率真与坦诚。他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后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审查与考验。以他这样的人品和经历，怎么可能会对党隐瞒或掩盖自己的历史问题?我不相信他是什么“历史反革命”。果然，后来，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的支部会上，我亲耳听到了党组织对他作出的政治结论：解放前，他就秘密地为共产党做过许多工作。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为他由衷地高兴：历史是公正的，还了他一身清白。
　　“文革”结束以后，我调回了母校宝应县中学工作，不久，担任了学校政治、历史、地理教研组组长。而时任教导处主任的邰老正好分管我们组的工作。我有幸和他一起工作，得到他鼎力支持、帮助与指导。按规定，每星期四上午第一、二节课是我们组的教研活动时间，只要他不出差，他都会准时来参加。教研组组织公开课，不论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他都在开课前就熟悉教材，和开课老师一起研究教案；开课时，他自己端个凳子，早早地坐在教室后面，认真听课，详细记录；课后，他又总是用商量、探讨的口气和开课老师交换意见。他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十分中肯的，而他的态度又是那样的谦和、亲切，犹如春风化雨，沁人心脾。
　　1986年春，县委、县政府召开一次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要我们教研组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我就结合政治课教材对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写了一篇稿子，请邰老审阅、修改。稿子交给他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把稿子送还给我，说：“写得很好，我只改了一个字。”
　　我打开稿子一看，只见在“共性与个性”的“性”字下面用红笔写了两个“性”字。原来，我把“性”写成了“牲”，偏傍错了。看着这两个红笔“性”字，我明白了《现代汉语大辞典》编写组为何聘请邰老参加其编纂工作——除了学识，还必须具有严谨的作风、科学的精神。   
　　一天清晨，我因学生早读课值班，早早地来到学校，在教导处门前遇到了邰老，他的容貌让我大吃一惊。他的脸上有多处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左眉骨处裂了个口子还渗着血珠，眼镜架中间用白胶布绑着戴在脸上。我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今天天亮前突然停电，打钟的同志住在校外，我怕电铃不响又没人打钟，就自己去打起身钟，走到钟架前一脚踩空跌了下去，脸跌破了，眼镜也摔成了两半，打完钟我回家用紫药水搽了一下，幸好没跌坏骨头。”我走到教导处东山墙外的钟架前看了看，挂钟的柱子立在砖台上，砖台离地面有一米多高，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跌下去，真的很危险。我转身看着邰老，一时说不出话来。邰老啊邰老！为了宝中，你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91年春节，人们沉浸在农历新年的欢庆之中，而邰老却走完了他七十三年的人生道路。出殡那天，来为他送行的人很多，队伍很长、很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之谓也。我默默地走在队伍中，到了纵棹园门前，猛然见到那两只石狮子正瞪大了眼睛，神情肃穆地凝视着这缓缓前行的队伍，莫非它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为邰老送行？哦，是的，我曾听邰老说过，“文革”期间，造反派“破四旧”要破掉这两一对石狮子，是他叫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将它们深埋在宝中门前的马路下，才躲过了这一劫。如今斯人己去，叫人如何不伤悲?我又想起1989年暑假，我去北京参加新教材学习研讨会，邰老要我带几十本宝中校庆六十周年编写的校友通讯录，去给那些尚未领到通讯录的在京校友。我按临行时邰老给我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宝中校友燕生同志，如约在一个下午去到他家。那天，正好他家的保姆放假，他们全家忙着设晚宴款待我。我知道我这是沾了邰老的光。当我把几十本凝结着邰老心血的校友通讯录送到燕生同志手中时，他说：“我们这些校友永远不会忘记母校，永远不会忘记邰让之老师。”
　　是的，宝中不会忘记邰老广凡是熟悉他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德高望重、垂范后世的老人。

　　照片为 1988年宝应县“中学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政、史、地评议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右二为邰让之老师，右一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