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母校宝应中学建校八十周年
平凡的职员  默默的奉献
——回忆我的父亲王石仙先生在宝中的工作
1955届初中毕业生  王之琦

（一）　　

　　我的父亲王石仙先生1952年在宝应中学（时称宝应县初级中学）参加革命工作，1978年光荣退休，1984年因病逝世。
　　父亲1905年生于破落地主家庭，家境贫寒；少年时去氾水做学徒，学成后回城当店员，继而多次变动谋生处所，薪金极少；1945年经朋友介绍到国民党县政府任缮写职员，因家庭连遭变故，生活难以维系；1948年宝应解放时，受反动宣传影响流亡苏南；1950年回宝，先做寄卖生意，后经我的舅父房梦飞先生举荐，被宝中校长张汉文先生录用做职员。
　　父亲在宝中工作了26年。根据我几十年的见闻感想和父亲生前写给我的上百封来信，我认为父亲虽然是宝中一位平凡的职员，但他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作出了奉献。

（二）

　　父亲先被分配在教导处，负责刻印讲义、试卷工作。14年中，他终日同铁笔、钢板、蜡纸、油印机等作伴，甘于寂寞，忠于职守。
　　条件简陋。当时，刻印讲义、试卷完全靠手握铁笔在钢板上一笔一画地刻写蜡纸，靠手工操作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刷。因为常年用力刻写，父亲的右手中指第一关节左上端磨成了厚茧。寒冬酷暑，很长时间内没有保暖降温措施，他都毫无怨言。                                      
　　负担渐重。起初，宝中只设初中部，12个班，父亲一人刻印；后来，增设高中部，班级总数增多，最多时超过20个班，加之毕业班级要提高升学率，有关学科讲义、试卷的类型也越来越多，刻印数量剧增。此时，印刷改由他人负责，刻写仍是父亲一人。任务很重，上班时间刻写不完，就经常加班加点。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从未叫苦叫累。
　　最讲认真。父亲刻写蜡纸时一笔不苟，再忙也不马虎了事，庄重、秀气、整齐划一、别具一格的钢板字，被老师们誉为“王（石仙）体”；印刷讲义、试卷时非常注意清楚整洁，从不因数量大、时间紧而降低质量；收发讲义、试卷时非常细心，都有笔录，分清缓急，从不误事，差错极少。父亲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受到师生员工们的好评。

（三）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陷于瘫痪，父亲也因出身不好和政历问题受到冲击，连续三年不能正常工作。1969年5月，学校决定父亲上午、中午在伙食房出售饭菜票，下午到体育保管室收发篮排球；1970年3月起，因伙食房事务长频繁更换，学校几次决定父亲兼代他们的工作。上述这些工作头绪复杂，且与很多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紧密相关，难度很大。父亲知难而进，不辱使命。
　　终日工作。已经年过花甲、年近古稀的父亲一身多职，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左右。早晨六时前上班，午饭后仅休息半小时，晚上十时半左右回家；星期天常不休息，寒暑假亦不休假，天天到校；只有大年初一上午才是他自己铁定放假的时间。
　　严谨细致。宝中就餐人数达千人以上时，父亲每天三餐卖饭菜票，接触大量的钞票、粮票，并且掌管众多粮油食品的进出，每月还要造册呈送县局批领高中生补助粮票。所有这些，他都钉是钉、铆是铆，每天记帐，每月扎帐，有条不紊。
　　克己奉公。父亲公私分明，家里经济拮据但决不挪用分文公款；整天身处伙食房但决不占公家便宜，平时不在伙食房吃饭、买菜，也不准家人进入伙食房。春节时，他偶尔在伙食房买几个肉圆，总是交现金入账。他坚信自己管的帐不会有大的差错。退休前后，他一直要求组织上迅速派人清理伙食房帐务，以便办好移交。
忍辱宽容。收发篮排球特别是收球工作繁琐、耗时。有些学生借球后往往不能按时归还，父亲要去多个地方寻找。当时极“左”思潮影响尚存，他工作时常遇到少数人的无理取闹，甚至受到推搡或辱骂。面对这种难堪的局面，他无比酸楚，但忍辱退让，表现了很大的耐心和宽容，继续勉力工作，没有出现失误。

（四）

　　父亲在宝中做职员，一贯服从领导，从不讨价还价；一贯尽心尽责，从不拣轻怕重；一贯甘于奉献，从不计较报酬。他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是人所共知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他是背着三个十分沉重的家庭包袱工作的。
　　一是经济拮据。最初，六口之家，仅父亲一人工作，月薪人民币18元，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我在外地工作、成家后，长期低工资，虽一直尽力支援父亲，但力有所限，亦债务缠身）。很长一段时间内，父亲为东挪西借煞费苦心。
　　二是疾病纠缠。父亲自己患高血压症，随着年事渐高，病情日益加重。再者，在下乡插队期间，我的大弟患了偏执型精神病，小弟无辜被人致伤（回城后眼睛又因公致残）。父亲为自己和我两个弟弟的求医、治病等，不但花费很多，而且呕心沥血。
　　三是烦恼忧愁。善良、慈祥的父亲除了为上述两方面烦恼忧愁外，还一直为我们三个兄弟的成长、求学、工作、婚姻等操心，并惦念孙辈们的成长和教育。我两个弟弟下乡插队后要求返城和安排就业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令父亲特伤脑筋。
　　如此窘迫的家境、心境,父亲羞于示人，又必须面对。因此，他成年累月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仍然千方百计地维持家庭生活正常运转（亦曾多次得到学校的支持和救助），工作时则坚决做到专心致志，把家庭包袱丢在一旁，决不让其妨碍工作。父亲如此负重前行，该要有多大的毅力啊！

（五）

　　我的父亲为什么能够在宝中平凡的职员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服务，默默地作出奉献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感恩图报。父亲亲历了旧、新两个社会，通过比较，深深感到前半辈子无有稳定工作，而后半辈子在宝中一干就是26年，十分难得；还认为解放后家庭生活是有一定的困难，但与解放前的饥寒交迫生活相比有天地之别，通过努力，困难终可克服。他是真正地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们一家、永远不能忘本的道理。他决意用全部心力勤奋地工作，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二是轻装上阵。“文革”前，学校领导对父亲政治上信任，放手使用。“文革”中父亲连遭厄运，曾被抄家、批斗、审讯、打骂。为此，他曾感到痛苦、迷惘，政治上有压抑感。1969年8月19日，宝中“校革会”宣布他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与解放初审干时结论相同），要他安心工作，不要畏首畏尾。父亲在政治上有了安全感，丢掉了自卑感，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三是自觉改造。父亲坦承自己是旧社会过来之人，没有同进步人士接触过，思想觉悟不高。解放初期，他去扬州参加了审干学习班，收获很大，坚信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此后，学校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能不断加强学习，自觉改造思想，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抱定决心:只要活着一天，就改造一天，为人民服务一天；只要自己力量能做的就去做，决不怕苦畏难。这些都为父亲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四是组织关爱。长时间内，宝中许多校级和部门领导及教工多方面关心我的父亲，给于鼓励，登门慰问，帮助解决住房不足困难,设法减轻经济和工作负担；县里有关部门最终解决了我两个弟弟的返城、就业、治疗问题；1977年组织上即表示1978年将仍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批准他退休……对于组织的关爱,父亲十分感动、感激和欣慰。他认为这些都是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的事，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职工的关怀。他自觉地把组织的关爱化成了更好工作的动力。

（六）

　　我的父亲在宝中为建立正常的学校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体现了职员工作的意义，也体现了他自己人生的价值。他的高尚品质和良好作风是宝中优秀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也是永远激励我们和后代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宝应中学已历经八十年风雨，从公办到民办，一路辉煌走来，办学业绩显赫，颇令世人瞩目。八十年来，在宝中工作过、学习过和正在工作、学习的师生员工成千上万。值得自豪的是，父亲和我都曾经是宝中的一员！

2007年12月20日于淮安 

谨以此文献给母校宝应中学建校八十周年
宝中学三年   受益一辈子
1955届初中毕业生   王之琦

　　我1952年7月考入宝应县初级中学，1955年7月毕业后考入江苏省淮安师范学校，1958年7月毕业后被国家保送到江苏教育学院继续深造，1960年8月起在淮安从事师范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 1998年9月退休。在宝中学习三年，时间虽短，收获非浅。回忆往事，我突出的感受是：宝中学三年，受益一辈子！
　　在宝中，我的素质有了比较全面的提高 。
　　当时，适逢建国初期，学校重视抓以热爱祖国、热爱新中国为主题的政治思想工作——将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列为学习和教育的内容；在学生中广泛教唱革命歌曲，广播站经常播送《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抗美援朝战歌》、《你是灯塔》、《二郎山》等歌，我们在歌声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我的思想进步较快，初步知道了应当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知道了自己和新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必须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而学习；初步知道了必须面对客观存在的困难，树立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学校重视加强基础文明行为教育——从入学开始，领导和老师就要求我们遵守“几不”规定：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席；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抛纸屑；不攀摘花木，不损坏公共财物等等。学校制定并执行了相关制度，我们逐步懂得了“几不”规定都是学生和社会人应当具备的基础文明行为，必须自觉遵守，逐渐地形成习惯，进而成为一辈子的良好习惯。
　　学校团组织重视加强组织建设——当时的团组织在学生中的凝聚力很强，团外青年积极要求进步。我初二交了入团申请，初三下获得批准。五四青年节时，团委书记汪镇平老师和班主任郭翔生老师在假山脚下同我们班新老团员合影留念。此情此景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鲜红的团旗激励我不断进步，发挥共青团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理念伴随着我读完中师、大学，走上工作岗位。
　　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重视抓典型的带动作用——经常表扬班里成绩一贯优秀的季家凤等同学，介绍他们的学习经验，指导同学们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我牢记老师们的教诲，虚心向优秀同学看齐，坚持每天天亮起来读书，白天上课专心，晚上复习后再做作业，并预习第二天的课文；坚持每周小复习、每月中复习、每学期大复习；坚持遇到疑难问题先独立钻研，无法解决后再及时向老师或同学请教。这样，久而久之，各科成绩特别是代数、几何成绩进步显著。我进宝中时总成绩在年级居下游，毕业时已居中上游。从此，我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渐渐有所提高。
　　学校统一安排各班的课外文体活动——每周各安排一次，开展跑跳掷体育锻炼和唱革命歌曲或跳集体舞等活动，受到全体同学的欢迎。我和同学们的体质普遍增强，身心愉悦。我对文体活动特别是文娱活动的兴趣由此而生。
　　班主任注意调动学生为集体服务的积极性——让较多的同学轮流担任班干部或小组长的工作。我曾担任班级宣传委员，起初，工作中常犯急躁毛病。班主任多次提醒我要冷静，要学会动脑筋，想法子。我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组织工作能力有了长进。 
　　同学之间交往较多——当时，课业负担不重，放学后有自由支配时间。我经常到王致元等同学家里玩，相互切磋，谈天说地；我喜欢听家在农村的王守群等同学谈农村、农民、农活的故事；我与蒋景曈等同学多次游览泰山殿等古迹。在人际交往中，我消除了怕与人接触、有自卑感等心理，逐步知道与人交往应当有礼貌，说真话，讲信用，应当注意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
　　在母校学三年，我的政治思想、知识能力、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素质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提高，为今后在高一级学校深造、工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宝中，我遇到了终身受益的老师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宝中老师教我三年，我终身受益。教导处邰譲之主任、朱九成副主任德高望重、熟悉业务、指挥得力。许多老师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热爱学生、知识丰富、教学能力强，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郭翔生老师和陶金如老师曾经是我小学老师，还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和他们接触比较多。他们多次对我说：“你父亲很不容易，为了你吃尽了苦。你要好好地学习啊！”。他俩一身正气，专心业务，治学严谨。
　　当时，各学科老师重视加强对学生的个别辅导。我特别喜欢提问题，是语文学科蔡振声老师、几何学科梅义和老师、代数学科张希曾老师、英语学科孙秀琳老师、地理学科郭翔生老师的“常客”，他们都有问必答，不厌其烦，扎实辅导，令我受益不浅。张希曾老师是兴化人，方音较重，我有时听不懂。向他请教时，他不是慢慢讲，就是多讲一两遍。长期以来，我对这些老师既感谢又敬仰。
　　临近毕业，父亲下决心让我考师范，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上高中负担不起，将来更无力供我上大学；上师范吃饭不要钱，还有生活补助费，毕业后即由国家分配工作，可帮助家里解决困难；二是做决定前他征求了关心我报考学校的郭翔生、陶金如等老师的意见，老师们认为我父亲的想法符合家庭实际情况，比较妥当，还认为我总的条件适合做教师，将来能做一个好教师。
　　对父亲的决定和老师们的意见，我既同意又高兴。我和另外15位同学报考了淮安师范，新华日报发表的录取名单上有潘秀祖和“王之奇”。“王之奇”是不是就是我呢？我和父亲希望是，但又担心不是。父亲和同事们谈起这件事时，有的老师直言“王之奇”肯定是另外一个考生，理由是王之琦的毕业成绩不是优秀。但是，郭翔生、陶金如等老师则说，潘秀祖同学能考上，王之琦也有可能，因为平时学习认真，成绩是中等偏上，面试成绩肯定好。他们主张以我的名义写信给淮安师范请求核实，建议我父亲请人顺便去淮安师范询问。我立即写信并寄出，父亲则请校工朱庆余同志出差淮安时打听。结果情况弄明白了——新华日报有误，且是因为淮安师范提供的名单将“琦”写成了“奇”。淮师专门回信向我表示了歉意和欢迎。疑云终被拨开，大家非常高兴。我十分感谢上述几位老师和工人的帮助，十分钦佩他们的真诚、热情、睿智和务实。虽然家庭经济困难作为报考师范的原因不应是正确入学动机的全部，但是，我毕竟在宝中确定了未来做教师的志向，而且后来真的做了近40年的老师。
　　有人说“校长是老师的老师”。进宝中读书前，我听父亲说过一件事：宝中教导处急需缮写人员，校长张汉文先生请教职员广为寻找、积极推荐。美术教师房梦飞先生（我的舅父）知道我父亲有在钢板上刻蜡纸、印材料的一技之长，知道我父亲没有固定工作、家庭困难，征得我父亲同意后迅速向张校长推荐，张校长立即决定试用。这对历经苦难的我家来说，实是大幸。在旧社会无有固定职业的父亲终于有了稳定的工作（后转为国家干部），且一干就是26年，然后光荣退休。父亲非常感激。我也很感动，但当时处于感性认识层面。真正懂得做校长就是要广开言路、唯才是用，做老师就是要唯才是举、举贤不避亲，还是后来逐渐悟出来的。
我进宝中后不久，亲历了一件事：新生中不少同学家庭困难，缺吃少穿，学习受影响。经县政府批准，学校采取了特殊的助困措施：让困难大的学生免费在校吃一到两顿饭。张校长了解我家情况，决定让我在校吃一顿早饭、一顿午饭。此举真是雪中送炭！饱受饥寒的我心中涌起温暖感。张校长平时神情严肃，工作要求很严，令人敬畏，原来有严也有爱啊！“一定要好好学习！”，既是校领导、老师和家人的教诲，也是我发于内心的自勉。做校长要关爱学生，特别是要关爱家庭困难的学生。这是我做班主任特别是做校级干部时经常想到并认真去做的。
　　就育人而言，职员也是老师。校医季兆瑞先生一人负责全校师生员工的医疗保健工作，还常应邀为教工家属看病。他的服务态度很好，和蔼可亲，一视同仁，随叫随到，医术又很高明，受到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他的为人和工作使我懂得做人就要乐于助人，就要有实际的本领，要有一技之长。我的父亲在宝中做职员，他忠于职守、奉公守法、严谨细致、意志坚强的精神和作风，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持久。初二的一天，我向正在抽烟的父亲要钱买新出版的少年刊物，他说没钱，随即将刚买的一包香烟全部撕断，从此不再抽烟，结束了32年的吸烟史。受父亲此举教育，我一辈子不抽烟，而且学习、工作也能坚持不懈。
　　以上所述母校宝中老师们（当然还包括江苏省淮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学院老师们）的善心善言善行，在后来的几十年学习、工作中，常令我感动，常有力地激励我、鞭策我。我一直把母校老师们奉为楷模，虚心向他们学习，真可谓一辈子受益无穷。
　　我一辈子从事师范教育工作，水平不高，能力不强，但感到欣慰的是，为了培养未来教师，我和我的同事们、学生们曾经励精图治、呕心沥血、艰苦奋斗过，作过一定的奉献。饮水思源。衷心感谢母校宝中为我的素质全面提高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衷心感谢母校宝中的老师们为了我和同学们的成长而鞠躬尽瘁、率先垂范！
　　母校宝中改制后，办学的硬软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师生员工们在从事一流的工作，在收获一流的成绩，在创造一流的未来。
　　我深情地为母校宝中祝福，为母校宝中老师们祝福！

2008年1月12日于淮安         

附来信一封：

尊敬的雍守炎先生： 
　　您好！ 
　　我是1955届宝应县初级中学毕业生王之琦，先父王石仙先生曾在宝中教导处、总务处做了26年职员。 
　　2007年11月17日，我应邀在母校高中部新校区参观，听卢校长、潘校长介绍办学理念、实践和业绩，感慨颇多，获益良多。得知母校将隆重庆祝建校八十周年，我非常高兴，非常拥护这一传承文化、凝聚人心、催人奋进、影响深远的重要举措。 
　　回淮后，我写了《平凡的职员 默默的奉献——回忆我的父亲王石仙先生在宝中的工作》、《宝中学三年 受益一辈子》两篇文章，目的是提供我所知道的有关母校的历史信息，肯定当时母校领导、教师、职员作出的奉献及对我的人生很久很大的影响，赞颂母校的辉煌成就，向母校建校八十周年献礼。今特呈上。因年代久远，恐记忆有误，烦请查对文中所写老师的姓名，以求正确。由于本人水平所限，文中错漏难免，敬请母校领导和专家们批评指教。收到此信和两文后，请电话告知。请转达我对卢校长、潘校长和其他各位领导的敬意和问候！添麻烦了，谢谢您！ 
　　祝母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活动圆满成功！祝母校更加繁荣昌盛！ 
　　祝您                         
健康、愉快、成功、幸福！ 

淮阴师范学院退休教师  王之琦 
                                 　　　　　　　 2008年1月14日 

【王之琦简介】 
　　王之琦 ，男，祖籍苏州，中共党员，高级讲师。 
　　1938年9月生于宝应。 
　　1952年7月毕业于宝应县实验小学， 
　　1955年7月毕业于宝应县初级中学， 
　　1958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淮安师范学校， 
　　1960年7月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 
　　1960年8月—1998年9月在淮安从事师范教育，曾任教师、副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 
　　1998年9月退休于江苏省淮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