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承祚：我为周总理做翻译

文\　范承祚 

　　［转载自中青在线网站］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我先后百余次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翻译，对总理的伟人风范有了近距离的了解和体会。而总理对我这个小翻译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怀和爱护。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的许多场合，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当着客人的面热忱地说：“范承祚是我的江苏老乡！”有一次，总理在首都政协礼堂参加我国政府为阿尔巴尼亚国庆举行的庆祝会，当时我照例坐在总理左侧。开会前闲聊时，总理对应邀赴会的时任阿驻华大使罗博和在场的人说：“小范同志是我的小老乡，多次为我做翻译，我对他很了解。他为人是诚实的，平时工作也是积极、勤奋的……”

　　总理亲切的慰勉，令我终生难忘。

给“八大员”拜年

　　1963年的最后一天，周总理一行从非洲飞抵地拉那，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当天傍晚到午夜，总理按阿方安排，连续出席了“工人迎新年”、“作家艺术家联欢”、“军官佳节团拜”和官方欢迎宴会、迎新文艺演出与舞会，尽欢而散。我为总理作完大量口译后，又去宾馆工作室搞了一些笔译和文字资料。在这一切必不可少的事情完成之后，已经是下半夜3点，即1964年1月1日的凌晨了，当我轻手轻脚地经过总理卧室外廊走向自己卧室时，忽然总理叫住了我：“小范呀！还没休息哪？赶紧休息吧！天亮后还有事哩。”这位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总理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在外廊来回踱步，思考着第二天与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会谈的内容。

　　1964年元旦那天，天刚刚亮，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叫我赶快起床。我立即套上衣服跑出去，只见总理衣着整齐、神采奕奕地正迈步走向宾馆的大楼梯。这时，宽敞的国宾馆大门厅里一下子灯火齐明，从后台好几个门里走出来几十名阿尔巴尼亚宾馆员工，他们是炊事员、招待员、清洁员、洗衣员、理发员、汽车驾驶员、电话接线员，还有仓库保管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八大员”。

　　总理热情洋溢地走上前去，跟他们一个一个握手，向他们祝贺新年，并祝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八大员”们虽然早就想一睹周恩来总理的风采，但因为工作性质，平时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周总理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表现得非常激动。而更让他们感动的是，为了给他们拜年，周总理居然起这么早。但只有我才知道，实际上，总理头天夜里根本就没睡觉。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据说直到现在，总理给“八大员”们拜年这件事还在阿尔巴尼亚许多人中流传。

“小范，再眯一会儿吧”

　　一直以来，周恩来总理都是一位不知疲惫的国务活动家。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霍查在一次接见到访的王进喜同志时说：“你是大庆的铁人，而周总理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铁人。”周总理三次访阿，每次都给该国上下留下如此的印象。我作为总理译员和各种活动现场的见证人，当然体会尤深。

　　1964年新年伊始，在阿国总理谢胡陪同下，周总理前往阿尔巴尼亚滨海城市发罗拉访问。我同车作翻译。由于连日来白天随总理参加会谈、参观等各种活动，晚间忙于译校中阿双方讲稿、整理谈话记录随总理挑灯夜战，因而在途中，我深感精力不支。开始，我还勉力在为中阿两位总理之间轻松的交谈作翻译，可是稍后则不知不觉双眼微闭……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打瞌睡时，手表的指针已经过去了十多分钟。对此，我大感愧疚。而此刻两位总理正在用法语交谈。见我醒来，谢胡说，是周总理有意不叫醒你，让你休息一会儿。周总理接着说：“小范，你累了，就再眯一会儿吧。”说完，两位总理又继续用法语交谈了。 

　　在跟随周总理出访的过程中，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见到总理由于工作过于劳累而流鼻血。一见总理流鼻血，我就会神情紧张地把止血的棉花棒递过去，而每次总理都安慰我说：“小范，别紧张，不要紧的。”

不许搞“四大件” 

　　1968年初春，正是十年动乱闹得最凶的时候，我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访问。那时，“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是每个人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由于纳塔奈利大使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在被参观单位集体性地搞读语录、唱《东方红》、呼“万寿无疆”时，大使也挥动小红书和中国同志一起参与。但在被要求给毛主席像三鞠躬时，大使却说什么也不干了。纳塔奈利不向毛主席像鞠躬，马上被现场的一位负责人注意到了，跟我说，大使为什么不鞠躬？我说人家有人家国家的习惯，不能同我们中国人一样。他说你再提醒他一次。我说不能再提醒了，人家阿尔巴尼亚大使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霍查也不三鞠躬，为什么让人家给毛主席像三鞠躬呢？那位负责人竟说，霍查是一个国家领袖，毛主席是世界领袖。但我还是不同意再让阿大使行三鞠躬礼。当时，那位负责人并没有和我就这件事情再争论下去，但当我一回到北京，就遇到了大麻烦。

　　一个针对我的批斗会，从晚上9点钟开到下半夜3点钟，给我扣了好多帽子，说我“反对毛主席”，“同帝修反、地富反坏右一样”。批判大会开过以后，我不甘心，找出一张纸，开始给上面写信。到了第三天，有了回复；毛主席批了八个字：如此整人，毫无道理。

　　又过了一天，总理召集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并指定我参加，军代表们也都来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总理的神情严肃，第一句话就问：“韩叙来了没有？”时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的韩叙站了起来。总理问他，又好像在问会场上的每一个人：“听说有的地方让外宾也搞‘四大件’？”这时的韩叙糊涂了，只好实话实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四大件’。”总理于是点我的名：“小范，你来说。”我开始也有些糊涂，但马上就领悟到，这“四大件”应该是总理对“读语录”等硬性要求的归纳，于是站起来说：是读语录，呼“万寿无疆”，唱《东方红》，行三鞠躬礼。听了我的回答，总理先用目光示意我坐下，接着又问韩叙：“这回知道了吧？” 韩叙惶恐点头。

　　那次，总理郑重地在会上宣布：“今后再也不许让外宾搞‘四大件’。”他还强调指出，“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符合主席思想嘛！”总理的话既重申了对外纪律，又救了危难之中的我。